出來玩吧，一起在街道遊戲！城市場域創造的快閃任務
作者 張憲文 李玉華
圖片來源：作者提供。
2018 年後半的一個下午，特公盟正如火如荼進行「兒童重返街道遊戲」群眾募資計畫 [1]，筆者來到 Plan b在 CIT 台北創新中心的工作室，與Plan b的資深合夥人張憲文有了一場關於「人本設計」的討論。
就像手機、平板和手錶從大變小又由小到大，功能從簡而繁又由繁再簡，「設計」的方向其實隨著人的需求，一直來回不停轉變。此刻以「遊戲」推廣兒童友善空間的我們，對著30～40年代的香港遊戲場老照片，感慨親子對於遊戲的渴望，而從去年夏天開始特公盟呼籲的「讓親子回到街道上遊戲」，反映的也是當代的人性需求。
張憲文說，自己曾閱讀一篇文章，提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個舊城區，原本多數人沒有車子，都是採用「以人為本」的都市設計。但60年代汽車開始普及，居民因為希望商業進入，討論要讓一條高速公路從城市中間穿過。但研究後才發現，原本以步行為主的都市設計，才可能把人帶進舊城區中消費，而高速公路穿過只會讓車快速通過並離開，並不會真正幫助當地商業活絡。
在日本東京，銀座的「步行者天國」雖然僅剩幾處還在實施，但常態性的在假日放置臨時路障，只有行人可以穿越。攤販把座椅放在人行道上，就像台中精明一街商圈，或是三峽在地希望的，透過社區型街道遊戲形成一個消費區塊，都和商業行為相關，同時也帶來行人友善的案例。城市網絡要往「人」或「車」的方向走，端看國家和地區政策如何平衡，而台北市已經在 Plan b 第二計畫、特公盟或是人本交通團體等各方推廣之下，開始越來越往「以人為本」的設計目標發展。
為什麼我們想讓孩子走上街道遊戲？
提到空間中以人為本的設計，不得不提到交通指標不清、或近日新北市門牌設計爭議等長期困擾著使用者的問題。憲文說到，他在台東從事設計案時，雖知道政府有一套道路指標系統，但無論同縣市或跨縣市，卻常發現每個路牌的字體或大小都不一樣。特公盟在參與遊戲場告示牌設計時，也面對過類似的窘境。其實每一個「回歸人本」的設計提案都需要時間累積和發酵，如何讓指標系統更清楚易讀，原意也是在基礎美學之下，友善地提供容易解讀的資訊，讓使用者在進入一個空間或需要移動時能覺得便利。
然而，公共空間中的設計，通常會礙於公部門案件總是以「CP 值高」的最低標來發包，造成改變的困難。而這個困難，不只是發生在交通指標或門牌的設計，也是為什麼「罐頭遊具」會遍佈在全台各地的遊戲場，阻礙更多創意可能。畢竟增加了創意，就會提高預算成本，好設計當然是要花錢的！只有讓「有利標發包」成為決策標準，才可能帶來更多的改變。
然而，空間設計除了大興土木，或是改造指標系統，也不能缺少將使用者串連起來，進行更大範圍意識和價值轉換、形塑文化面向的「社會設計」。
啟發特公盟此次「兒童重返街道遊戲」倡議活動的英國布里斯托社區利益企業Playing Out，早在 2007 年的時空背景之下，就利用街道遊戲作為「戰術城市主義」（Tactical Urbanism）空間創新方案，來處理兒童無處可玩的社會問題，創造一個以前從來沒有過的社會互動。發起人之一的Alice Ferguson被譽為「利用一個簡單食譜，就把英國社會對兒童使用街道空間的胃口大開」的兒童遊戲權革命媽媽。
戰術城市主義又叫作游擊城市主義（Guerrilla Urbanism）、DIY城市主義、快閃城市主義（Pop-Up Urbanism）或是城市修復，是一種較低成本、臨時快速且實務解決城市社區鄰里空間問題的改變途徑。著名的例子例如美國舊金山的 「Park (ing) Day」，是哥倫比亞波哥大每逢週日及假日的Ciclovía無車日；美國紐約在 Janette Sadik-Khan 擔任交通運輸局長期間的人本街道改革；新加坡Chapter Zero的快閃冒險遊戲，日本東京Tokyo Play與 UDC2（Kashiwa Urban Design）的快閃社區遊戲，英國倫敦London Play的定期封街，當然，還有英國布里斯托Playing Out的「走出家門就能玩」。
這個概念，其實也是「場域創造」（Placemaking）[2] 的過程之一：Pop Up 活動、快閃測試，嘗試空間中各種不同可能性，並將場域創造過程中經常僅把兒童當成擺看物件的情況，轉變成「以兒童為主體」，讓兒童的參與變得切身又深化。
城市，應該能承接每個居住者的需要
問到憲文的自我定位，是大家稱呼他的「設計師」嗎？他則說，更精確來說是「解決問題的人」，從事「空間可能性」的嘗試，探索空間怎樣更有趣。憲文提到，聽到「街道遊戲」，你可能會先思索：遊戲目的和對象為何？對他而言，是可以感受環境、現場、材料質地，讓大家互動、與人交往。對於老人長輩，不能認為送去療養院就解決問題，而是思索如何讓他們踏出家門、踏入空間。現在許多公共環境不適合輪椅使用者和老人，但街道遊戲也能設計出可以納入各種特殊需求者的樣貌；孩子出來玩，長輩就會出來，把尺度拉大，讓大家都能玩，而不用長途拔涉去數量有限的共融公園。
然而，有時在地居民會希望空間就是如此，不要挪作它用，不要使用所謂「爭議性的空間」如馬路街道。而 Plan b 遇見各種不同意見，就是「傾聽」。當在地沒有想要改變的急迫感，或是有一定的空間想像，觀察、訪談、工作坊都可以是溝通的手段，大家抱持開放性態度，先思索「要解決什麼問題？」將這件事定義下來。但也不能完全仰賴工作坊手段得出的結果，資源不足和訊息落差的情況之下的居民需求，可能要先經過「資訊對齊」的過程，才不會侷限了解決方案。
而在場域創造的過程中，也不會積極灌輸特定概念，因為沒有哪種空間介入方式是非如此不可的，基於對特定空間的觀察，讓各種需求最大化，最後才能找出最有利而不傷及任一方權益的解方。場域操作可以有階段性任務，用階段性的資訊帶來關注，讓相關對象信任買單，同時適當留白，以讓未來新想法出現時也能夠被實現。
台灣的社區營造，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凝聚共識，怎麼跟人溝通才是空間改造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才能講出「共好」的核心重點。但台灣現況的美好在於，它處在混沌中，對於各種可能性的容忍度很高，也有許多因為混亂而生的創意動能。彷彿繪本《家園》中的故事，逐漸讓一條車道「被佔領」，進而演變成大家都能使用的空間，這在台灣發生的可能性極高，是令人有信心的。
不過，新的問題又來了，使用者大眾不靠公部門預算，到底要怎麼透過場域創造中快閃游擊式的階段性任務，去做規模更長遠的空間改造呢？
圖片來源：作者提供。
除了政策，還能讓更多人與更多組織一同創造
憲文分享 Plan b與香港「創不同」學院（Make A Difference School，簡稱MaD）於2018年11月開始在香港西營盤的常豐里「玩」的計劃，受到香港賽馬會的支持贊助，透過「遊戲設計」進行公共空間再生，將社區建設成能讓一家大小安心玩樂的地方。在 Plan b 參與合作之前的3～7 月，MaD 在深水埗區也有一個 Social Lab社會創新實驗室專案下的「行多步實驗室」，跨界成員包括運輸署公務員、建築師、城市設計師、社工、設計師、大學生及碩士生和社區組織工作者，將臨時步道用大富翁、跳格子、疊疊樂串連和電流急急棒等設置，街道加入趣味元素，邊走邊玩，吸引市民多使用步行的方式在都市中行動。
相對於台灣的社區營造現況，香港的社區營造費用相當可觀。從香港賽馬會的案例看來，台灣彩券是否也可以支持社區和民團，讓場域創造的社會實驗可以發生呢？或是像特公盟的兒童重返街道遊戲活動，讓各種領域關心議題的大家，用各種招募、應援方式進來，擔任孩子王志工、提供大型積木或鬆散素材、設計遊戲活動，或者簡單用一筆個人費用贊助？或是也可以像 IKEA 出租傢俱的例子，讓城市中的空間企業如建商進入，成為社會設計的一員？在企業永續 （Corporate Sustainability） 的投資風險評估之下，轉化社會成本變成營收，也是一種永續發展的循環經濟，減少成本，並且同時對社會環境、人本交通和兒童發展有益。
再換個方面想像，街道遊戲也可以成為共生音樂節或 FujiRock 層級的常態性大型活動，每次發生在城市的某個空間，像一場慶典，卻具有指標意義，一定會有贊助族群朝聖；而朝聖完後，再把意義帶回去自己的日常。街道遊戲不能被侷限在做一樣的事，要有更多想像力去創造靈感，才是幫助城市進步的動力。
當每個人都認識到，自己就是城市的參與者
現代兒童的童年越來越都市化，歐美日等國在二戰後逐漸看到工業化社會的問題，而開始形成「空間遊戲學」的方法論，在這幾年漸成顯學。全球各地為了讓下一代更好，進行了許多結構、制度、策略方面的規劃設計，然而，德國都市地理學者Gerben Helleman提醒我們，一個環境應該是「被生活」出來的，而不是由政策制定者從上而下、單一維度的「被規劃」。這當然也包括長期被民眾遺忘而放棄「行使主動權利」的街道。
也就是說，整個城市都在等待親子使用者。除了被動式的參與，更能以快閃、游擊的方式帶來不同擾動。台灣孩子的公共空間，這幾年已經隨著特公盟等各個領域的關注人士倡議，踏上革新之路，對小孩好的，其實也對大家都好。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，親子使用者慢慢能夠將自己視為「公共空間設計規劃不可或缺的常規化一員」，習慣一起找出解決眾人問題的合作模式，長出自發性、認同感與個體定義，讓整個城市準備好真正涵融親子的生命和日常，這就是「場域創造」。
最後，憲文幫整場聊天劃下一個美好句點：「做一件事不是讓大家滿意，而是讓大家感受改變，可能會有不便和困擾，但卻能知道：原來這個空間正在變得不一樣。」這也就是我們共同的感想吧！
（本文原發表於中華民國景觀學會《 Landscape 景觀》專刊，經作者同意轉載。）
[1] 街道遊戲 （Street Play），或作遊戲街道 （Play Street），是將街道做永久性或暫時性的封閉，以作為遊戲的場域。歷史與文化上，多數人口密集、缺乏鄰近綠地和空地的城市，會讓兒童在街道馬路上進行在家附近的戶外活動，如：足球、跳格子、跳繩、打彈珠等。近年來，全球眾多地區面臨越來越都會化的相同困境，已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組織呼籲「兒童友善」的城市規劃，必須將此作為「增進兒童福祉」的解決方案之一。
[2] 場域創造（Placemaking，台灣也有其他情境是譯作地方創生），是一個多面向的城市公共空間規劃、設計及管理的方法，利用社群的專長、啟發、創意和潛能，以增進在地人們健康、快樂和福祉為目標。Project for Public Places（公共空間計畫）這一個紐約的「以人為本」公共空間非營利組織的主要倡議就是「場域創造」。「公共空間」是建立更緊密人際交往關係的樞紐，因此必須要著重於廣納創意、資源、專頁和夥伴的「場域創造」的過程。
2019/9/14刊載於獨立評論
